严歌苓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悲剧探究其出国经验是

新世纪以来，海外作家作品在国内的地位不断攀升。严歌苓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代表，她的作品在国内外得到了一致好评。严歌苓作为一名华人作家，她的写作视角在出国前后发生了变化，这与海外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本文意在以其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悲剧为线索，探究其出国前后写作视角变化的原因。

一、1989年之前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悲剧

1989年之前，严歌苓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长短篇小说也多有发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雌性的雄草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两部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女性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不同的生存境遇。

（一）男性强权下的生存悲剧

在男权制度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男性和女性的眼中都是理所应当、不可置疑的。因此就导致女性生存中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在作品《雌性的雄草地》中，小点儿把男性当作生活的依托。她把她漂亮的脸蛋和女性的身体，当作她吃饭的资本。她虽几次想摆脱这样的生活，但是最终还是走不出循环的怪圈。在男权社会下，女性不仅把男性当作物质依托，而且作为精神支柱。文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沈红霞，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但是她没有独立的人格。她继父对她的认可和支持，成为她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与身体疼痛的巨大精神支柱。

（二）权力制约下的生存悲剧

严歌苓作品中，多有体现权力制约给女性造成的生存悲剧。她用文化书写的方式，记录了一定历史条件下女性的生存悲剧。

出国前，严歌苓从思想文化和政治强权两个方面对女性的生存悲剧进行描写，这一悲剧性是中国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普遍具有的。

二、1989年之后严歌苓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悲剧

严歌苓出国以后，大量的作品被发表。这一时期，既有上一阶段思想强权和在一定权力制约下女性生存悲剧的作品，也有异国天空下女性生存悲剧的作品。而且，异国天空下女性的生存悲剧成为这一时期作品描写的主要方面。

为了寻求新的幸福生活，很多女性不惜牺牲一切，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到异国他乡。然而在异国的天空下求生存，更有着数不尽的艰难与酸涩。正如严歌苓所言：“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逼真的反应。移民，也就注定是充满戏剧性的，是注定的悲剧。”①移民的经历让严歌苓深刻地感受着生命的疼痛，“那种脐带断裂式的怅痛和为适应新环境而挣扎的苦楚”②。

（一）女留学生的生存悲剧

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没有丰厚的奖学金和优厚的家庭条件，半工半读的生活会异常艰辛。若再加上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语言，生活会更加困难。

《栗色头发》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我”，为了能在异乡生存，完成学业，不得不半工半读。“我”做过模特、当过佣人……为了微薄的工资，忍受着痛苦，甚至屈辱。为了生存下去，工作换了多次，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生活的艰辛是严歌苓出国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栗色头发》透出了她国外留学生活的不易。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女主人公伊娃是一个在国内离婚后，来美国读博士的一贫如洗的年轻女子。迫于学业和生活压力，她给一位同性恋者代孕。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伊娃沦落到了出卖子宫的悲惨境地。

（二）其他国外女性的生存悲剧

女性出国的原因比较单纯，除了以上谈到的留学，其他的大部分是因为婚姻。她们期望在国外找到心爱的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作为女性移民，在踏入另一块完全陌生的国土时，她们需要面对的和她们所遭受的生存困境比起男性移民来说要更加艰难……性别压迫在当今世界依然以父权制为主的社会里仍然是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之一，在异国他乡的生存艰辛里来自男性带给她们的压力同样不能忽视，甚至在很大层面上，父权制给女性带来的困境成了女性在异域生存的一个巨大障碍。”

《花儿与少年》中徐晚江为了摆脱国内生活的困境，离开了深爱她的丈夫和儿子，带着女儿嫁给了一个年长她三十岁的华人律师瀚夫瑞。徐晚江以为她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瀚夫瑞带给她的是生活的不平等和民族的歧视。在瀚夫瑞的眼里，徐晚江是他财产的一部分。徐晚江希望通过婚姻在美国立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美满地生活。但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处于一种走不出来又融不进去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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